“误读”缘由知多少

南京晓庄学院  张华清

 

“误读”并非新词,但在近年却频繁出现。尤其面对一些政策,似乎人们“误读”的几率更大。

《现代汉语词典》对“误读”的解释是“曲解”“错误理解”等。根据所“误读”信息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程度,“误读”又有轻重之分。一般的“误读”,不会有何不良后果;而有些“误读”,则可能制造紧张氛围,导致混乱,甚至给人们或社会造成一定的损失。

人们何以会屡屡“误读”信息呢?这其中有着诸多缘由。概括来说,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换言之,此种结果,有人为原因而故意为之者,有多种外在原因或自身条件限制而造成者。具体而言,可以从信息发布方和信息接收方两个方面来理解。

信息发布方,或称信息占有者。包括媒体人、制定和发布政策的人员,也包括创作文学作品的作者。应该说,他们掌握信息的真正含义。尤其是作为前者,往往一句“最终解释权归XX”,就表明了他们有不可撼动的主动权。

关于前者,造成“误读”的缘由主要包含下列几条:

1.考虑不周

信息发布者急于出台一项政策,不进行充分论证,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结果自然让人“误读”;有时又是为了赶时间,或文字水平欠功夫,在遣词造句上出现漏洞,或表意不明,或改变原意。如此,自然会给信息接收者造成“误读”。

2.事实不明

信息发布者为了求速度,对事件没有做深入地调查,没有多方求证,仅凭表面现象,或道听途说,甚至主观臆断而发布出去。结果只能导致很多人信以为真。

3.解释不清

由于汉语的博大精深,一些语言极容易令人产生多种理解。再加上信息发布者无意有意用些本身就带有歧义的语言。如此,不想让人产生“误读”,那简直就太难了。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希望大家买股票”的说法是误读。他说是自己的乡音太重,媒体没能准确地传达。再如有关部门解释:“不常回家看看就违法”也是一种误读。

4.技术不熟

这是指政策制定者和发布者让公众不能够清晰准确地理解一些新规定,而出现的人为“误读”。因为政策条文本身复杂难懂,只有专业人士才能看得懂;或是因为政出多门而又口径有异,公众弄不清楚究竟谁更“官方”;或是因为官方的宣传、解读、回应不及时,从而导致公众的“误读”。

5.内容不实

这与“事实不明”有别。“事实不明”是职业意识欠缺,没能尽责。“内容不实”则是指蓄意造假,故意欺骗,此乃道德问题。一种是为搏人眼球,增强人们对某种信息和个人的关注度,而去虚构事实;一种是为了达到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掩盖事实真相。这种“误读”纯属信息发布方人为制造。如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掩盖。再比如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注水”早已不是新闻,但是每年“研究生就业率不如本专科生”的消息还是将研究生教育推到社会的风口浪尖。在公众看来,就业率的统计数字就是一组容易被误读的数据。

6.动机不良

这一方面包括上述故意掩盖真相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包括一些部门的“试探性”做法。一些行政部门想推行新政,但又担心世人的不认可和社会的谴责,往往事先让“知情人士”放出消息以便试探舆论,如果遭遇普遍的质疑和不满,便会以被“误读”来卸责。如一些地方试图“松绑楼市”的政策往往选择的就是这种方法。

关于后者,造成“误读”的缘由,主要在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性质特点和读者的认知基础、理解能力等。虽然作者的写作受着某种思想牵引,内心也依托着某种感情支配,然而一旦形成作品,便不再由作者本人做主。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安伯托.艾柯就曾写过作品《误读》一书。他说:“一切阅读都是误读。”这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由于读者存在多方面的差异,故而对同一作品的解读往往有不同的结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为此理。“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亦是此理。苏东坡曾言“三分诗,七分读”,强调的正是“误读”和再创造。一些名作家做自己作品的阅读题,答不及格,其实就是一个明证。这是信息发布方和信息接收方结合的例子。

至于从单纯的信息接收方分析,造成“误读”也有不少缘由。

1.能力所限

一是理解力不够,不能及时排除无用信息,不能透过文字捕捉背后的意义。二是判断力欠佳,对一些本身带有歧义性的信息,不能根据主流和实际做出准确的判断,对信息把握不准。三是思维定势,认知习惯,使其盲目接受,照单领取。如学者易中天曾说:“历史从未隐瞒,是我们常常误读。”

2.文化差异

信息接受方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载体——文学作品(包括作者)时,容易出现差异性阐释,形成比较文学中的“误读”。针对这一现象,北大教授岳黛云先生认为:“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指把文化看成文本。”如泰戈尔在中国一直被“误读”。

再如所有异质文化间的文学翻译都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误读”。唐代诗人韦应物的“春朝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可谓千古名句,英国汉学家宾纳用“似有人”译“无人”,这是标准的“误读”。两个画面一动一静,岂能统一!

3.愿望使然

这包括两种情况。

一种是“良性”“误读”。这是指信息接收方,即大众针对有关信息根据自己的内心愿望而做出的“解读”。尽管说这极可能是一种违背信息原意的“解读”,但这种“解读”往往隐含着一种急迫的心情或美好的愿望。如“英语退出高考”一直被人们“误读”。再如国务院颁布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涉及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未来将建立的工资增长机制、参加社会保险以及转换用人机制等多方面内容,成为一段时期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其中有关“事业单位实行合同制”、“3000余万事业编制人员参加社保”之类似是而非的表述却被广泛“误读”。随后,有关部门就曾通过官方媒体对《条例》进行了解读,但“误读”不仅仍未消除,反而愈演愈烈。最后,人社部不得不再次对涉及到《条例》的各种误读进行了解释。这一“误读”就表现了公众希望改革的步子再快一些。

还有一种是“恶意”“误读”。这是指某些利益群体,为了达到维护自己私利之目的,在明知真相并非如此的情况下,仍然故意曲解政策信息,以此造成公众认识的混乱。

由此可见,“误读”可分为有益误读和无益误读两类。对文学作品的误读是需要的,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的意蕴和活力,全在误读——素读基础上的创造性阅读。一部《红楼梦》,误读几百年,诞生了众多的大师。当然,对文学作品的误读也应该有限度,不可依个人目的任意拔高或肆意贬低,否则,就会成为“反读”。对政策法规的误读,往往是无益的,有些时候甚至是有害的。尤其是当公众的理解与官方的意图相冲突时,会增加社会矛盾,阻碍经济和社会发展。

总之,形成“误读”,有多种缘由,但最根本的还在于信息发布方。这需要其一方面针对诸多缘由,认真分析,积极采取措施 从根本上减少对政策的“误读”,以致消除“误读”,避免“误读”。媒体在发布消息时要慎重,严把新闻源头的真实关,保证消息的权威性。同时,政策制定者在新政出台之前应广泛征求民意,真正了解群众的想法和需求,公开透明地做事,制定出真正满足群众需求的政策。此外,在发布信息时也要做好同步解释性工作,少用一些专业词汇,多用一些通俗易懂的语言。另一方面,主动审视公众“误读”的动机、心理,以此作为调整政策的一个参考因素,以求制定符合民意的政策。

(发表于《语文学习》2017年第3期)